幼童留学团难以成型

 在西藏近代史上,鼓动留学最有力的无疑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但是,1946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多年后,保守的西藏上层集团还能在这个时候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留学活动,至少说明藏族青少年海外留学行为是受到西藏社会特别是贵族世俗阶层普遍接受。在英语学校面临被迫关闭的情况下,噶厦的官员和贵族们商议之后,决定自己派学生到印度去上学。留学的目的是学习西方科技和现代文明。不学习现代文明就要落伍,就要挨打,这种紧迫感是非常明确的。

英语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旧西藏的教育方式的落后及其局限性也是当时饱受诟病的一个话题。1923年,负责经营江孜英语学校的弗兰克·卢德洛就曾多次抱怨西藏人对现代教育缺乏认识,在日记中数次提道:“(西藏官员)为节省钱财,建设了一些摇摇欲坠的房屋。他们憎恨在学校上花钱,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们痛苦了。”“西藏人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不情愿,演变成频繁的限制,也是造成强烈挫折的原因。”“我想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比西藏少。我看世界上不可能有。因为在整个西藏地区,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享受薪俸的校长。”

此外,西藏的官员们随意插手教学业务,建议英语学校的孩子们除了4小时由卢德洛授课外,每天6小时学习藏语。卢德洛说:“我从未听说过的白痴般的建议。如果我教授4小时,他(藏语老师)教授6小时的话,男孩们一月之内便会崩溃。”卢德洛对西藏的官僚作风很不耐烦,并称“这种作风按西方的思维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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